05/07/03
我不喜歡戴口罩，這絕對和我臉頰上面的酒窩沒有關係，純粹是季節問題。台北的天氣對我來說已經進入夏天，這個時候戴起口罩不光是吃喝不方便，連呼氣也不自在。反正都已經是居家隔離，又何必想著出門或是在家戴口罩多此一行呢？索性乖乖地在家當我的好國民，看來中正區衛生所也只有我一個每天定時量體溫打電話過去報到了。
在家這幾天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補眠，不是調時差，是補眠。回來前每天都睡不多，回來後一直到今天才有一杯咖啡喝，之前每天到了中午頭就特別痛。一時看看書一時聽聽收音機，也落的清閒。
打開電視新聞，每天都是那日復一日同樣的SARS新聞。看到台灣的行政能力我只能說這是令人失望的國際大笑話。明明早在多倫多有將近兩百個可疑案例的時候台灣只有三十個，而多倫多之所以會有這麼多案例的主要原因就是把病人轉院。讓人覺得奇異的就是，台灣的行政和防疫機構不斷地說自己是新手沒有經驗，當ＷＨＯ把多倫多打著這麼大的「疫區」標誌，說旅遊最好不要去多倫多的時候，政府官員的眼睛只盯著那「三十」僥倖地說道沒有問題，SARS不是傳染病，直到三月底才列入傳染病。
在中正機場發生了一件趣事。衛生署的人員告訴我，等我回到台北要到衛生局報到。這件事讓我想了一下子，我明明不是要被隔離的人嗎？如果要我親自去報到豈不是說要我到處散播病菌？那是不是就觸犯了那刑法哪一條要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六萬元交保？一看手上的單子，又發現了一件不可理諭的事情：上面並沒有衛生署、衛生局、或是衛生所的電話號碼，也不見任何網址或者電子信箱讓我申報。這種事情在加拿大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以前覺得外國人做事雖然慢條斯理，可是井井有條非常有秩序，如今回到台灣，才真是見識到所謂的夜郎自大，自己築起了高高的防火牆，可是細菌卻處處亂竄。
和即將回國的同學講起回國經歷，從上飛機開始看到空中小姐們個個戴著雙重口罩，到進關後申報自己來自災區。同學茫然地說：「那是不是我不報，那他們就不會知道而我也不用居家隔離？」
回到家的時候是星期日的早上。一個好國民的直覺告訴我應該要打電話。雖然知道星期日不工作，不過還是試試看，說不定有二十四小時專線。電話只傳出語音信箱了無生氣一再重複著類似的字眼，沒有其它。還二十四小時內報到哩，令人不得不懷疑到底有沒有人在管，畢竟在中正機場沒有看到一台電腦記錄，只有一堆令人頭大的paper work有待相關人員處理。
星期一，家父代替我到中正區衛生所報到。也自從那天開始我「正式」進入隔離階段（畢竟星期日好像不算的樣子）。
今天下午有個突擊檢查，衛生所一行三人，兩名男子一名女子，煞有其事一般地來到我的住處，大聲地告訴大家來臨檢。突然，我變成了十惡不赦的病患一樣。看到我在家裡沒有戴口罩，就說我要戴口罩，然後出家門和她說話。其實沒什麼不對，只是覺得奇怪，我不是每天都有量體溫嗎？為什麼還要把我當病患一般呢？（尤其是我從四月中的時候就是因為擔心感染不能考期末考所以天天都有量體溫，當然台灣的官員又怎麼會相信我一個沒有來歷沒有靠山的大學生的片面之詞？）鄰居疑惑的眼神令家母不得不出門解釋：「我女兒剛從多倫多回來，正在居家隔離中。」老實說一句，多倫多比起台北安全多了。當然我也不怪衛生當局的人，畢竟有太多知法犯法還有那些明明要隔離卻沒有乖乖隔離的人。不過從這次的事件就知道台灣政府的行政能力相當差勁，上下也沒有溝通好。一時說我要隔離到十五號，一時又說十四號。說真的，多一天少一天沒有區別，只是覺得很奇怪。在這裡，法律只是專門欺負守法的人。
這又讓我想到新加坡政府說的，SARS事件其實考驗的就是行政能力。在加拿大，溫哥華就是因為小心加上有良好的行政能力，在第一個案例出現時能有效地在一小時內把病人隔離，甚至創出因為SARS的醫療中心沒有病人所以須要關閉。在多倫多，原本一發不可收拾，由於有良善的措施和竭盡所能要改善，也讓ＷＨＯ撤消之前的警告。
而我們的台灣呢？不但不能把加拿大一東一西的兩大城市當做前車之鑑為警惕，還重蹈覆轍將病人到處送。辦事不但沒有效率還不敢面對ＣＮＮ的採訪。假設今天我是涂醒哲，我一定會好好利用ＣＮＮ指責中國大陸，要不是他們不讓我們加入ＷＨＯ，我們消息絕對不會比別人慢。而且我還要呼籲全世界支持台灣獨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我們不但需要口罩供應，我們還需要國際的支援。This is a crisis，a crisis for you，a crisis for me。像他這樣錯失良機是一件不可允許的事。
台灣的行政能力差勁，但也需要民眾的配合。目前不是放任何馬後砲的時候，也不是走一步算一步的時候。對抗SARS需要智慧和效率，不知短期內是否可以見到？
我不喜歡戴口罩，這絕對和我臉頰上面的酒窩沒有關係，純粹是季節問題。台北的天氣對我來說已經進入夏天，這個時候戴起口罩不光是吃喝不方便，連呼氣也不自在。反正都已經是居家隔離，又何必想著出門或是在家戴口罩多此一行呢？索性乖乖地在家當我的好國民，看來中正區衛生所也只有我一個每天定時量體溫打電話過去報到了。
在家這幾天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補眠，不是調時差，是補眠。回來前每天都睡不多，回來後一直到今天才有一杯咖啡喝，之前每天到了中午頭就特別痛。一時看看書一時聽聽收音機，也落的清閒。
打開電視新聞，每天都是那日復一日同樣的SARS新聞。看到台灣的行政能力我只能說這是令人失望的國際大笑話。明明早在多倫多有將近兩百個可疑案例的時候台灣只有三十個，而多倫多之所以會有這麼多案例的主要原因就是把病人轉院。讓人覺得奇異的就是，台灣的行政和防疫機構不斷地說自己是新手沒有經驗，當ＷＨＯ把多倫多打著這麼大的「疫區」標誌，說旅遊最好不要去多倫多的時候，政府官員的眼睛只盯著那「三十」僥倖地說道沒有問題，SARS不是傳染病，直到三月底才列入傳染病。
在中正機場發生了一件趣事。衛生署的人員告訴我，等我回到台北要到衛生局報到。這件事讓我想了一下子，我明明不是要被隔離的人嗎？如果要我親自去報到豈不是說要我到處散播病菌？那是不是就觸犯了那刑法哪一條要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六萬元交保？一看手上的單子，又發現了一件不可理諭的事情：上面並沒有衛生署、衛生局、或是衛生所的電話號碼，也不見任何網址或者電子信箱讓我申報。這種事情在加拿大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以前覺得外國人做事雖然慢條斯理，可是井井有條非常有秩序，如今回到台灣，才真是見識到所謂的夜郎自大，自己築起了高高的防火牆，可是細菌卻處處亂竄。
和即將回國的同學講起回國經歷，從上飛機開始看到空中小姐們個個戴著雙重口罩，到進關後申報自己來自災區。同學茫然地說：「那是不是我不報，那他們就不會知道而我也不用居家隔離？」
回到家的時候是星期日的早上。一個好國民的直覺告訴我應該要打電話。雖然知道星期日不工作，不過還是試試看，說不定有二十四小時專線。電話只傳出語音信箱了無生氣一再重複著類似的字眼，沒有其它。還二十四小時內報到哩，令人不得不懷疑到底有沒有人在管，畢竟在中正機場沒有看到一台電腦記錄，只有一堆令人頭大的paper work有待相關人員處理。
星期一，家父代替我到中正區衛生所報到。也自從那天開始我「正式」進入隔離階段（畢竟星期日好像不算的樣子）。
今天下午有個突擊檢查，衛生所一行三人，兩名男子一名女子，煞有其事一般地來到我的住處，大聲地告訴大家來臨檢。突然，我變成了十惡不赦的病患一樣。看到我在家裡沒有戴口罩，就說我要戴口罩，然後出家門和她說話。其實沒什麼不對，只是覺得奇怪，我不是每天都有量體溫嗎？為什麼還要把我當病患一般呢？（尤其是我從四月中的時候就是因為擔心感染不能考期末考所以天天都有量體溫，當然台灣的官員又怎麼會相信我一個沒有來歷沒有靠山的大學生的片面之詞？）鄰居疑惑的眼神令家母不得不出門解釋：「我女兒剛從多倫多回來，正在居家隔離中。」老實說一句，多倫多比起台北安全多了。當然我也不怪衛生當局的人，畢竟有太多知法犯法還有那些明明要隔離卻沒有乖乖隔離的人。不過從這次的事件就知道台灣政府的行政能力相當差勁，上下也沒有溝通好。一時說我要隔離到十五號，一時又說十四號。說真的，多一天少一天沒有區別，只是覺得很奇怪。在這裡，法律只是專門欺負守法的人。
這又讓我想到新加坡政府說的，SARS事件其實考驗的就是行政能力。在加拿大，溫哥華就是因為小心加上有良好的行政能力，在第一個案例出現時能有效地在一小時內把病人隔離，甚至創出因為SARS的醫療中心沒有病人所以須要關閉。在多倫多，原本一發不可收拾，由於有良善的措施和竭盡所能要改善，也讓ＷＨＯ撤消之前的警告。
而我們的台灣呢？不但不能把加拿大一東一西的兩大城市當做前車之鑑為警惕，還重蹈覆轍將病人到處送。辦事不但沒有效率還不敢面對ＣＮＮ的採訪。假設今天我是涂醒哲，我一定會好好利用ＣＮＮ指責中國大陸，要不是他們不讓我們加入ＷＨＯ，我們消息絕對不會比別人慢。而且我還要呼籲全世界支持台灣獨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我們不但需要口罩供應，我們還需要國際的支援。This is a crisis，a crisis for you，a crisis for me。像他這樣錯失良機是一件不可允許的事。
台灣的行政能力差勁，但也需要民眾的配合。目前不是放任何馬後砲的時候，也不是走一步算一步的時候。對抗SARS需要智慧和效率，不知短期內是否可以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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